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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断裂社会”中的知识分子 (转贴)
“断裂社会”中的知识分子
——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》编者序
文/许纪霖


刚刚过去的20世纪,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、最起伏动荡的岁月。短短的一百年,经历了大清王朝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,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,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。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,这是一个大时代。

在这样的大时代里,一切都在变,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。那么,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人,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?简单地说,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。这一大转型,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,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、地位和角色的转换。关于前者,我在2000年编选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》中,已经有所阐述,而本书的编选,则侧重于后者,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,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。

传统的中国社会,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。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,乃是一个伦理本位,职业分途的社会。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,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,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,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,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,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,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,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。

士大夫阶级,在古代中华帝国,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。其表现为两个方面:其一,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――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,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;其二,士大夫阶级(亦称为士绅阶级)一身兼二任也,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,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。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,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,表现出有机的整合。

明代以后,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,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,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,虽然还是在士之下,但已经在农工至上。到了晚清,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,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,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,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。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,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,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,受到了严峻的挑战。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,四民社会逐渐解体。

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,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。一百年前的1905年,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,自此,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东京28的再生机制,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,不复其有形的躯壳。士大夫阶级没有了,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,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。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,有诸多的不同。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,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,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;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,从过去的私塾、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,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。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,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,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,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,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,开始流向社会:军队、商业、金融、实业、媒体、出版业和学院,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,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。

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,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,而是一个无中心的“断裂社会”。所谓“断裂社会”,有两方面的涵义,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,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,士大夫阶级瓦解了,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,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。精英流失到民间,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,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。军人干政,武人弄权,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,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,导致政治黑暗腐化。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、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,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,边缘知识精英领东京28开奖网址导农民,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,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。

“断裂社会”的第二个涵义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,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,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、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。到20世纪以后,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、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,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,社会不再有中心,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。这种“断裂社会”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,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,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。但“断裂社会”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: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、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,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,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。但在“断裂社会”之中,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,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,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,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,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、无规范、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。

在这样一种“断裂社会”的乱局之中,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?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,如今都崩溃了。科举制度的废除,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,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。另一方面,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,离开乡村,进入都市,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,失去了自己的血缘、地缘和文化之根。在传统中国,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,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,而且也游离了社会,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。

不过,进入了北京、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,虽然失去了土地,却获得了天空,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: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。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,辅之以基金会、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。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。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,由报纸、杂志和出版业组成。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,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,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。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。尽管如此,学术社群也好,文化传媒也好,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,与此同时存在的,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。事实上,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,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,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,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。

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,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。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,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,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。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的象征化的联系,背后所缺乏的,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。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,就会变得无足轻重。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,反而在“断裂社会”中愈趋边缘。

知识分子的边缘化,使得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断裂。一部分知识分子,从梁启超、严复到胡适、丁文江、张君劢、张东荪,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梦想,力图通过言论和知识的力量,重返社会的中心,并希望将社会与国家通过西方式的改革,重新整合起来。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,从章太炎、孙中山到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,则利用“断裂社会”的缝隙,自居社会的边缘,反叛体制、反叛主流,在社会建制之外发动革命,导演了20世纪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会大革命。最后,草根政治战胜了士大夫政治,边缘知识分子战胜了学院知识分子,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起来了,在这样的列维坦里面,不再有社会,也不再有知识分子。

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,当社会重新从国家中解放出来,知识分子也重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,但很快地,一个世俗的工商社会崛起,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边缘化,重新变得微不足道。这一次,他们不是被国家颠覆,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,确切地说,是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。

无论重返中心,还是落入草根,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,所谓的缙绅或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已。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,所要引入的,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。公民意识,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,也难以在“断裂社会”中蕴育,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,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的制度化平台。


2005年元旦于丽娃河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