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芦笛:我的小学生活
一、喜气洋洋当波士

小学第一周是我最走运的日子,它是我一生唯一当过波士 (BOSS,此处指班干部) 的时期。班主任王老师让我的入学考试成绩给哄了,派我当了个小组长。

在中国,每个单位都是一个按国家模式组织起来的微型国家。在小学校中,班主任是女皇,下面有两套学生官员组成的内阁,行政内阁包括班长和几个班委,负责管理班级的日常事物。政治内阁则是少先队(或中学的共青团或大学的党组织)。小组长是最低级别的行政官员,他不是阁员,不过手下还是管著七八个弟兄。

事实立刻就证明了我不是为这种制度而生的,从一开始我就是个问题儿童。我的问题是嘴巴太大。中国谚语说:“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”,这对我来说的确是这麽回事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,同学们都在抄王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。寂静突然被我的尖叫声打破:

“王老师!您写错了!那个字少了一笔!”

王老师大约有点重听,纹风不动,我便把音量提高到最大限度:

“在那儿呢,在右上角,王老师!一、二、三…第七个字写错了!”

“住嘴!少嚷嚷!哼,你倒以为你是谁呢,借你三分颜料就想开染坊!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?你知道一个字有六种写法麽?乖乖地给我抄!”

不叫唤的时候,我就和邻居闲聊。我觉得要按老师交代的规矩,把手背在背后一声不出地乖乖坐著洗耳恭听,简直非人类所能为。於是一周后我就给罢了官,然而这丝毫没有帮助我改正错误。两个多月后,我的座位就给挪到了教室中心。如今如同万岁爷在后宫中一般,不管从那个方向望出去,我都只能看见女孩们。

在那个年代,所有的男孩们都认为、或假装认为女孩儿乃是世间第一可鄙的东西。如果一个男孩给人看见和女孩说话或是一块儿玩,他立刻就要身败名裂,变成所有人的嘲笑对象。一个男孩最不能容忍的污辱,就是别人说某某女孩是他的小媳妇。为了证明他的清白,他就要上九天揽月、下五洋捉鳖地去骚扰和污辱那个倒了血霉的“小媳妇儿”。所以,证明你的男子汉的丈夫气慨的方式,不是象西方的骑士们那样去保护和拯救女孩们,而是去扮演迫害她们的毒龙。这样,所有的男孩实际上是陷在一场“反女持久战”中,不屈不挠地一直战斗到青春期。

学校当局非常清楚这场不宣而战的两性战争,他们表面上装作不赞成,实际上却利用它来维持课堂秩序。在“打破男女界限”的借口下,他们把男女生的座位交叉安排在一起。但这并不能彻底防止学生讲小话,因为你总是能和前后排的男生闲聊两句。因为王老师发现我是“吃鸭子开荤的”,所以她投入了加强的娘子军来重重围困我。

这战略包围可真是害苦了我。如今我没人聊天,便容易犯困。好梦正酣时,我就突然疼醒,不是发现一只耳朵在王老师的牢牢掌握之中,便是发现胳膊肘挨了隔壁的重重一击。作为性战产物,所有的学生都用铅笔刀在课桌中央刻了一条线,名之曰“三八线”。当我梦里拜见周公之时,胳膊常常偷越出境而遭到对方大义凛然的迎头痛击。因为我是侵略者,挨了打也无话可说,但胳膊如遭电击,那女孩儿是个当外科大夫的料,她本能地知道神经长在哪里。

比起男孩们的嘲笑来,胳膊肘不时通通电只是小菜一碟。本来,有个倒楣蛋是公用玩具。他瘦小、苍白、胆怯,鼻下永垂两条玉龙。没有手绢,他便用袖筒代替,擦来擦去袖子便镜面也似地雪亮。因为母亲守寡,家道贫寒,没钱理发,就由母亲给他剃光头。所有这些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,而在中国,与众不同便是罪孽。他的诨名於是多极,什麽“鼻涕虫”、“光蛋”、“灯泡”等等,加起来恐怕比慈禧老佛爷的头衔还要长。孩子们不是拽著他的袖口假装揽镜自照,就是摸著他的光头赞不绝口:“乖乖,多滑的鸡蛋!”再不然就捂著眼睛叫唤:“妈呀,我的眼睛给你一千瓦的大灯泡刺瞎了!”最倒楣的是他永远穿著一条前面不开口的皮筋裤,这在男孩眼里尤其可笑──只有女孩才穿前面不开口的裤子。更糟的是,人们不久就发现了橡皮筋与皮带的物理性质略有不同,从此开始充分利用它的弹性,把他的裤子变成了搞笑工具。通常需要两个孩子来玩这游戏,一个和他闲聊以分散他的注意,另一个从后面猛扑上去,拽住他的裤腰猛往下扯直达脚踝。可怜的“灯泡”就那麽一条裤子,内裤是没有的,於是他那话儿便如伟大领袖的遗体供万民瞻仰,一日凡数次甚至十数次,直到所有的人都玩厌了这把戏。

得,现在他们发现我的处境更开心。我马上就荣膺“夹心饼乾”的称号(因为我让层层女生包围)。更让我魂飞胆落的是,班上的头名好汉竟决定让我去顶替“灯泡”的角色!

在中国,女生从来比男生用功而且听话。课间休息时所有的男孩都在外头玩,许多女生却留在教室里。当上课的预备铃响时,男生便有了一个如何进入只为女生盘踞的教室的问题。第一个走进去的男孩就要被众人以响亮的倒彩欢送,所以谁也不愿做这超度众生的出头鸟。打开这个僵局的办法,是由众人抓住一个倒楣蛋,把他强行推入教室。这个消毒手续完毕后,大众也就获得了免疫力(或是“原罪”已被殉道者赎去,待考),可以安全进入为女生污染的教室了。“灯泡”向来是那只赎罪羊,然而现在头名好汉觉得我这“夹心饼乾”更合适,也许他认为我成日浸泡在“面层”中,“消毒”的药效要强得多吧。

为了避免这奇耻大辱,我便在课间休息时躲在厕所里,直到上课铃响过才露面。堂堂课都要迟到,王老师自然非常恼火,我告诉她我是拉肚子,没办法。我的肚子就这样一天天拉下去,一直拉到王老师丧失了耐心。她也注意到围困封锁并未奏效。我是不讲话了,但引起了更多的麻烦。在梦周公的间隙中,我不是用弹弓发射字条,效晋人故事与遥远的朋友尺牍往还,就是埋头攻读藏在抽屉里的小人书,再不然就是给后宫的姑娘们找麻烦而博得男孩们的高声喝彩。有一次全班听王老师讲故事正听得入港,我的邻居突然厉声惨呼,把所有的人(包括王老师本人)的血液都吓得凝固了。原来她伸手进抽屉去,春笋般的玉手却触到了一个软绵绵、粘乎乎、湿泸泸(右为鹿)的东西,拿出来一看,却是一只死青蛙。那是我偷偷送给她的惊奇礼物,以报答她前天举报我偷看小人书,害得书被老师没收,让我没法赔同学,大大地丢了一次脸的恩情。因为这诸多麻烦,重雌包围於是撤销,“饼乾”冰消瓦解,“夹心馅儿”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渐渐地,同学们忘记了那绰号,我消化系统的毛病也不药而愈了。

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痛快,我的学生生活却充满了欢乐。课间休息时,男孩儿打陀螺、滚铁环、弹玻璃弹子、拍洋画(一种彩色小画片,印有古典小说人物)、赌香烟牌子,女孩跳猴皮筋、踢毽子、跳绳、跳房子……哪象今天这些孩子(无论中外)这麽miserable(悲惨)!

最让我神迷心醉的是一个朋友的两件珍宝(样板戏:哪两件珍宝?好马快刀!马是什麽马?卷毛青鬃马。刀是什麽刀东京28?日本指挥刀。何人所赠?皇军所赠。在什麽地方?牡丹江五-呃-河-呃-楼!【锵!】【亮相】)。那是一个放大镜和一个磁铁。放大镜能让纸片燃烧起来。更有趣的是,如果在户外开会,你可以用它把阳光聚在坐在前排的同学身上,把他烙得蹦起来,才发现衣服给烧了个洞。或者抓上一只苍蝇或蜻蜓,扯去翅膀,它便只能在地上爬,这时再用放大镜来烧,那可怜虫辗转扭屈的惨状也是极让人开心的。现在想起往事,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干过这种缺德事,更奇怪于儿童的残忍。中国人无论对人对动物都不是一般的残忍,或许是因为这个民族还处於孩提时代罢。

另外那件珍宝则非常文明。撒一把图钉或大头针在课桌上,再把磁铁放到桌子下面,你就可以遥控那些图钉在桌面上游行,如同演木偶戏般的有趣。这游戏实在是迷住了我,可惜那同学奇货可居,我用一张洋画片子给他“上贡”后他才许我玩上一两分钟,否则就君子动眼不动手。洋画存货不久就上完了,於是我就变成了治人的劳心者,只剩下眼福。我心中十分不忿,暗道:封锁吧,封锁个十年八年,我们就什麽都有了,面包会有的,牛奶也会有的,老子自力更生给你看看!

於是就去自力更生。我听小哥哥说,如果让电流通过一块铁,就能把它变成磁铁。某天家里没人,我便站在凳子上旋下了灯泡,拉上了开关,把拉(土立)圾堆里捡来的一根粗炉条捅进灯头去。只听得一声爆响,一道炫目的蓝光闪过,我吓得从凳子上跌了下来,炉条正中脑门,脑门上顿时起了个包。情知闯了祸,我顾不得按母亲教的办法把包揉散(因为家贫,咱们家的孩子只有大病才上医院,小病小灾都全靠母亲的土办法对付),多(口多)多嗦嗦地去拉断了开关,再把灯泡拧上。可不管我拉开关多少次,那该死的灯就是不亮──整个院子的保险丝都爆了。母亲下班回来后我坚称无罪,可小哥哥立刻就发现了灯头上的创痕。我挨了一顿好打,然而这却使我自力更生的决心更加坚定。

还是无所不知的小哥哥告诉我,如果把铁条放在南北走向的铁轨上摩擦,便能点铁成磁。於是我便带著那炉条奔向东京28开奖网址火车站,找了个僻静地段,确认了铁路的走向便开始工作。我擦而又擦,擦而又擦,直到自己化作蒸汽机车,吐出铺天盖地的大团大团蒸汽。然而那炉条就是死也不肯捡起我带去的图钉。此后我终于认了命,朦朦胧胧地知道了这世上大约也有光靠意志做不到的事儿。

无论是放大镜还是磁铁,比起队活动来,它们委实算不了什麽。尽管我品行恶劣,忠厚慈爱的王老师还是让我在三年级就混进了少先队。那年头的少先队可远没有后来的普及,所以能做上帝选民还是让人挺得意的。全校队活动是最庄严的时刻。我们穿上白衬衣蓝短裤(女的是裙子),系上红领巾,聚集在大礼堂里。总辅导员大喝一声:“出旗!”一股电流便刷地通过每个人的全身心,大家立刻举手过顶,行庄严的队礼。悠扬的小号声便在小鼓的伴奏声中响起,在鼓手和号手的陪伴下,少先队旗从后面出现,冉冉升上舞台。然后我们就唱由郭沫若作词、马思聪作曲的队歌:“我们新中国的儿童,我们新少年的先锋,团结起来,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……”尽管我对歌词的意义不甚了了,然而那仪式的庄严,那空气的凝重,那歌声,那誓词,那高举的手臂,那特殊的服色,总是让我那幼小的心灵充满了感动和自豪:能成为这个光荣集体的一员,我真是太太幸运了。要过很多很多年,我才能悟出这种从西方学去的仪式的群体催眠作用,才知道把社会上的一小部份“精英”挑出来加以神化,实在是以寡御众的绝妙策略。

有时队活动在公园里进行,那就更让人兴奋了。男孩虽然没有男人的性激素,却和男人一样好斗,这个现象不知道生理学上如何解释。总之,“打野仗”是咱们盛大的节日,连“灯泡”那样畏缩胆怯的孩子都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在一次“战斗”中,我这个“好人”的侦察兵和战友们一道在树林中潜行,一举一动都竭力模仿电影上的解放军叔叔,心里又紧张,又兴奋,还特别觉得自己了不起。等我们拐了个弯,刹那间如五雷轰顶,每个人都给牢牢地钉在地上:大约十米开外,有一对年轻男女背靠大树坐在草地上,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我们默默地交换了严重的眼色,蹑手蹑脚地走开,生怕弄出些微声响。等到觉得安全了,便撒鸭子狂跑,彷佛后面有条疯狗在猛追我们似的。很快就找到了总辅导员。在我们心目中,他从来是正义的化身,全知全能。

“老师!有情况……”舍命狂奔之后,要缓过气来还真不容易。“有情况…非常严重…敌人…”

“什麽?”他完全不明白,“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又讲,要你们向自己的指挥员报告吗?我是裁判,不是你们的指挥员!”

“老师,您不明白!他们真的是敌人!那个男的是个色鬼,是个奸细,是个特务!赶快去报告公安局,赶快!”

花了半天时间,他才好不容易明白了我们想说什麽,然后我们把他带到了现场。那对狗男女还在那儿相依相偎,似乎这世上就只有他俩似的,口中还念念有词。虽然隔大老远的听不见,不过从口型判断好像是什麽反复重复的密码,来回来去就那麽几句话。

总辅导员向我们挥了挥手,我们跟著他蹑手蹑脚的走开。他的神情看上去格外古怪,他痛苦地绷紧嘴唇,一会儿咬上唇,一会儿咬下唇,彷佛痔疮犯了似的,然后又使劲咽气,好像不小心吞下了鱼刺。

真让人没法相信,他居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!是的,他看见那家伙抱著个姑娘,是的,他可能是个“色鬼”,就跟我们叫的那样。是的,那家伙戴了顶鸭舌帽。我们看到的,他一件不拉地全看到了。但光是这些东西,并不能就让那家伙当上特务。为什麽他们要藏在树林深处?也许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他俩。为什麽?他说不上来。不,他并不同意报告局子,万一那家伙是个干部,在调到远方去前跟女朋友道别呢?

我们又纳闷,又失望。总辅导员这是怎麽啦?他怎能说那家伙不是特务?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特务们都戴顶鸭舌帽,搂著女人跳下流的舞。所有的肃反电影和反特电影上全是这样的。而且,虽然我们没怎麽看情楚那家伙的脸,我敢担保他长得不怎麽样。这儿缺的就只有一副黑眼镜,特务们全都在电影上戴著那玩意儿。事实上,有个黄昏我曾秘密地跟踪了一个戴鸭舌帽的丑家伙,只是他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小胡同后我才失去了勇气。现在是大白天,总辅导员又是个大人,有什麽好怕的?他怎麽能这麽麻痹大意?

我们的疑问不久就得到了解答。几周後,总辅导员神秘地失踪了。算起来他不是第一个,过去的体育老师也这麽神秘地不见了。人们说他俩都是国民党特务,据说总辅导员的左手是只假手,里面装著秘密电台。这让我们想起了刚刚看过的肃反展览,里面有个特务竟然是女扮男装。现在又出来个总辅导员的假手!他的手我可见得熟了,怎麽看怎麽象真的。这些狗特务们真是神通广大、行为古怪,让人又兴奋又恶心。怪不得他不让我们去通知局里!